我国“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确立

　　我国“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确立

　　1997年我国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规定，其基本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等，都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国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适用法律上的一律平等，而非制定法律上的一律平等，即立法上的平等。我国法学界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指向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学者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提法不符合现代宪政的要求，应改为“法律上人人平等”，因为前者只包括适法上的人人平等，而后者还包括立法上的人人平等。不过，有学者则坚决否定这个观点。争论的结果是，我国《宪法》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提法，其理由是：我国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人大代表的选举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并以间接选举为主。因此，在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下，“立法上人人平等”是不符合法理的。在实践上，我国的立法也主要是由全国以及部分地方的立法机关来进行，谈不上立法上的人人平等。如果从应然的角度上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包括立法上的人人平等，因为这里的“法律”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法不是静止的法，法应是动态的法，它包括立法、司法、执法等全过程，哪个环节上做不到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不过，在谈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应尊重中国的现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样有助于把握“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的价值意蕴。（2）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保证是法外无特权，没有人能够不受法律的约束。只要有一人有不受法律约束、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国刑事法治的大厦就会“坍塌”，社会主义法治就会变成历史上法家眼中的“法治”——人治底下的法治。“人治底下的法治”就是君王一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治”，是君王享有法外特权的“法治”。只因为一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价值意蕴全变，形式上的法治就会脱下它的伪装，露出专制的狰狞面孔。因此，只要有一人享有法外特权，现代民主国家的刑事法治就会蜕变为封建国家的罪刑擅断，人民将重新沦入专制的魔爪之中。以前，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在刑法适用上给犯罪的“能人”网开一面，这种要求表面上看起来还颇有几分道理，但细细思量，就会发现“能人犯罪”提法背后暗藏的是封建的刑法特权思想。从西周开始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八议”中就有“议能”一项，即国家对有才干的人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特权。可以说，“能人犯罪网开一面”的提法是封建特权观念在少数人头脑中死灰复燃的表现。我国的刑事司法必须坚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法不阿贵，法不阿能”的刑法理念，使全体公民的行为“一断于法”，这样才能最终建设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人权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一国政府要对它的全体公民平等地对待，使他们受到尊严的待遇。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保证了一国之内的每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能力多强，只要触犯刑法都要无一例外地受到刑法的制裁。在适用刑法上实现人人平等原则后，公民要求法律上平等对待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从而产生一种平等感和作为一国公民的尊严感，而不会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因此，现代宪政理念中的人权要求不但体现在保护公民权益上，而且体现在公民构成犯罪一律要受到刑事制裁上。（4）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自身生存的保障。平等是法的最高的价值意蕴，同时亦是法之所以为法的生命维系，是法得以生存的价值保障。平等，是法追求的正义，是法独立于政治与个人喜恶、获得独立与生存的价值保障。刑法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法，更是如此。如果刑法在适用对象上失去普适性，刑法作为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权之法的价值与功能将大打折扣；如果一部刑法典在法条上规定有人能享有法外特权，那么这样的刑法是在自我贬损，刑法也就变成徒具形式的“一纸空文”。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具体体现在定罪、量刑和行刑三个方面：一是定罪上一律平等。任何人犯罪，无论其身份、地位等如何，一律平等对待，适用相同的定罪标准：既不能因为被告人地位高、功劳大而使其逍遥法外、不依法定罪，也不能为被告人是普通百姓就妄加追究、任意出入罪。二是量刑上一律平等。犯相同的罪且有相同的犯罪情节和刑事责任的，应做到同罪同罚。虽然触犯相同的罪名，但犯罪情节或刑事责任不同，如有的具有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有的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出现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便是合理的、正常的，并不违背量刑平等原则。但如果是由于考虑行为人权势大、地位高等因素而导致同罪异罚的，则是违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因为这等于承认有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三是行刑上一律平等。在执行刑罚时，对所有的受刑人平等对待，凡罪行相同、主观恶性相同的，刑罚处罚也应相同，不能考虑其身份地位、财富程度等而使一部分人享受特殊的行刑待遇。尤其在掌握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条件标准时，更应体现平等，要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搞亲疏贵贱。不过，因罪行轻重不同、主观恶性不同、改造表现不同而给予差别处遇，这是行刑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不仅不违反行刑平等原则，而且恰恰是行刑平等原则的实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