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案件中，律师应重点审查哪些证据

　　我是郑娟律师，现任陕西大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大宽刑辩联合创始人，具有7年检察机关工作经历。

　　在西安职务犯罪咨询中，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案件有时会被概括为所谓“保护伞”问题。但律师分析案件时，不能只围绕这一称呼作判断，而应当先确认行为人的身份、职责、信息来源和具体行为。

　　一、审查行为人的主体身份

　　我首先会确认当事人的单位性质、任职时间、具体职务和工作内容。

　　需要重点核对：

　　任职及职务调整材料；

　　所在单位的性质和职能；

　　行为人在涉案期间的身份；

　　是否属于有关事项的主管、分管或者具体经办人员；

　　具体法律责任对主体身份是否具有特殊要求。

　　不能只根据“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公职人员”这一宽泛身份，直接判断当事人符合所有相关责任的主体条件。

　　二、审查岗位职责和实际权限

　　任职文件通常只能证明职务名称，不能完整反映实际工作范围。

　　还需要进一步审查：

　　涉案事项是否属于当事人的分管范围；

　　当事人是否具有审批、监管、执法或者案件处理权限；

　　有关决定是否需要集体讨论；

　　当事人是提出建议、负责审核，还是具有最终决定权；

　　单位长期形成的实际工作流程是什么。

　　同一个事项可能经过多名人员处理，不同环节承担的责任不能笼统认定。

　　三、审查信息来源和主观认识

　　如果案件指控当事人通风报信、提供帮助或者包庇纵容，需要查明其当时实际知道什么。

　　我会重点审查：

　　信息由谁提供；

　　行为人何时获得信息；

　　信息是否尚未公开；

　　信息内容是否明确反映违法犯罪活动；

　　双方是否存在具体请托；

　　行为人在获得信息后采取了什么行动。

　　主观明知可以结合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但不能只依据双方认识、关系密切或者事后出现严重结果得出结论。

　　四、审查被指控的具体行为

　　“帮助”“包庇”“纵容”“干预”等都属于概括性表述。

　　律师需要继续查明当事人具体做了什么，例如：

　　是否隐瞒或者不如实报告犯罪线索；

　　是否传递检查、调查或者案件办理信息；

　　是否阻碍案件查处；

　　是否要求有关人员违背事实和正常程序处理事项；

　　是否违规处置涉案材料或者财物；

　　是否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提供便利。

　　每一项行为都应当与具体时间、人员、事项和证据对应。

　　五、审查职责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即使当事人实施了某种不规范行为，也需要判断该行为是否与其职务有关。

　　需要审查：

　　行为人是否利用工作中掌握的信息；

　　是否借助职权或者职务影响；

　　是否有能力改变正常审批、监管或者案件办理结果；

　　有关行为是否属于正常履职、程序失误、违纪违法或者刑事犯罪。

　　如果某项行为不属于当事人的职责范围，也没有使用职务条件，就需要进一步审查是否符合所涉及法律责任的构成要求。

　　六、审查行为与案件结果之间的联系

　　如果指控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帮助有关人员逃避查处，需要查明具体影响。

　　例如：

　　通报信息后是否导致人员逃离；

　　是否发生材料或者财产转移；

　　案件办理是否因此受到阻碍；

　　违规处理是否改变正常程序或者结果；

　　监管不到位与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之间是否存在具体联系。

　　严重后果不能直接倒推个人具有犯罪故意。

　　七、审查言词证据能否得到客观材料印证

　　这类案件通常涉及多名人员的供述和证言。

　　结合检察机关办案经历，我会比较不同人员对时间、地点、信息内容和行为过程的描述是否一致，并核对以下客观材料：

　　任职和分工文件；

　　会议记录；

　　审批材料；

　　工作流程文件；

　　信息往来记录；

　　资金资料；

　　能够反映行为结果的其他材料。

　　如果关键事实主要依赖某一名人员的单独陈述，而缺少客观材料支持，就需要重点审查陈述的稳定性、真实性及其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八、确认案件所处的程序阶段

　　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案件可能分别处于监察调查、公安侦查、审查起诉或者法院审判阶段。

　　案件阶段不同，律师能够取得的材料、程序节点和工作重点也不同。接受咨询时，应当先确认办案机关和案件阶段，再决定当前应重点进行职责梳理、证据审查、法律定性还是量刑分析。

　　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案件中，律师需要建立“身份—职责—明知—行为—结果”的证据关系。判断重点不在于概括性标签，而在于每一项指控能否得到具体、合法并且相互印证的证据支持。